汤一介与乐黛云：大时代中儿女未名湖畔学人

  我喜欢读书，活到七十多岁当然读了不少书，并不是“读书”都有故事可讲。但有时读一本书会影响你的一生，这会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这一个故事会让你常常记起，甚至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别人讲述。1950 年我还是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现在是我妻子的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们一起在北大青年团工作。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我看，她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

  这本书是捷克员伏契克在 1943 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的。这时我大概已经爱着乐黛云了，但还没有充分表露出来。当天晚上我就一口气把《绞刑架下的报告》读完了。书中所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同样使我大为感动。我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有一段我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别为我悲哀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 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姐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过的人们。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洗掉心头的忧愁，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我每次读到这里时 ，禁不住为这种热爱生活 、 热爱人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热泪盈眶。本来在 1949年前，我对真正的生活了解很少，虽然在我心中也有着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但那是一种“小爱”，而不是对人类的“大爱”。

  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之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在我的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当我渐渐长大， 大概到上初中的时候， 由于抗日战争，我家从北平迁往昆明。由于中学老师的影响，我开始喜欢读中国的古诗词。我国的古诗词中描写“天” 是很多的，我颇爱读这些诗。特别是初中快毕业时，由于和军事教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学生都要受“军训”）的冲突，我和几个好友离家出走，后来离开昆明，转入了重庆南开中学。我当时心境很惶惑，不知道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开始浏览中国的诗词。

  记得印象最深、真正感到震撼灵魂的，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虽然自幼喜欢看天，知道许多关于天的传说和故事，但我从来就没把“天”和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也从来就没把“天”所代表的空间和时间联系起来。陈子昂的诗使我猛然惊醒。

  人是多么渺小，多么孤独啊！我们见不到过去的人和事，也不知道未来将是何等模样，而天地是永恒不灭的，多少年人世沧桑之后，天地依旧。这首诗给我带来了许多莫名的悲哀。

  记得那时我曾写了一首散文诗，名《月亮的颂歌》。其中一段说：“向前的，渐行渐远，看不见了。向后的，渐行渐远，终于超越了我的视线。停留的，发出一道奇光，突然灭了。于是，我有了生命，而一声长啸，在有月亮的夜里慢慢地消失了。”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被“自然之永恒和人生之短暂”的感喟所震骇时，第一次深入内心的感受。后来我一直很喜欢同类主题的诗歌，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是啊！这一样的江天，一样的明月，是什么人最先见到的呢？这江、这月又从何时开始照亮了人间？每次看到天，看到天上的月，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都会深深埋藏在我心里，这也许是后来我终身爱上哲学的一个最早的原因吧。

  在写景的诗歌中，我也最喜欢关于“天”的描写。因为这种描写总是给人以无限辽阔的时空感觉，无垠而悠远。如李白写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目送孤帆远影在远处消失，唯有浩瀚的长江在无垠的天边奔流！还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多美啊！绚丽的晚霞与孤独的白色水鸟在水面上逐 渐远去，而江上明澈的秋水和湛蓝的天空正慢慢地融为一色。

  中国的诗又总是很少单独写景，而往往是情景相触，融为一体。因此写天的诗总是给人一种辽阔悠远而又穿透内心、激发情思的美感。如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黄河之水”奔腾而来，转瞬即逝，永不复 回。人生也如是，生命有如奔腾的逝水，永不重复，永不停留。看到这样的景色和诗，总不能不想想自己短暂的一生怎么样度过是好？

  苏东坡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总是把我和我最爱看的天紧紧相连。我多少次凝望着那深邃的蓝天，探问着、幻想着在天上有几率发生的一切。天是多么深不可测，而又难以捉摸啊！那遥远的空间又是如何与时间相接？天上人间都是如此变幻莫测！既然永恒的“天”和它所承载的明月 都没办法避免“阴晴圆缺”的命运，那么渺小人类的“悲欢离合”又何足挂齿呢？苏东坡的诗常常使我“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幸而还有最后的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往往是想念着亲人，想念着人间的爱，那种“天”所带给我的虚无，才逐渐得到缓解。还有很多我喜爱的诗也都和情感的抒发分不开。

  例如《西厢记》里写离别的句子：“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 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天、地、南归的雁、冷冽结霜的红叶、漂泊天涯的游子，无一不在天的笼罩下，渲染着人的悲伤情怀。李白的《秋思》描绘了深秋天气和悲凉心情：“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滋。”鲍溶的《秋思》写道：“季秋天地间，万物生意足。我忧长于生，安得及草木。”第一个“秋”写木叶萧萧下的深秋时令，第二个“秋”写天地间的寥廓空间，都传达了诗人的忧伤。

  我的一生可以说体现着佛经讲的五个字，并可用之加以表述。佛经认为人的一生贯穿着五个字。第一个字是“命”。你必须认命，比如说你生在哪一种家庭，你长成什么样，你没法选择。你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和你生在一个大富豪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命，是你不能选择的。这叫“命中注定”。

  第二个，我觉得是“运”，“时来运转”的“运”。这个“运”是动态的，如果说“命”是注定的、不动的，而“运”则是动的。我常常感觉自己有很多“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有很多运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可就是发生了某种“运”。比如当时我们刚大学毕业，作为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年轻教师，想和伙伴们办一个能发表年轻人文章的学术刊物，并难免有几分狂妄地拟名为“当代英雄”。为此，尽管1958年 “反右”已经快结束了，我还是被补进去，划成了“极”。我为此离开学术界二十多年。后来我研究比较 文学，也真是“时来运转”。那时已经是1981 年了，我都已经五十岁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也不知道如何就 被选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了，而且，不单是在哈佛大学访学了一年，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人来哈佛大学开会，看见我，就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做两年客座研究员。我绝对没想到！怎会是呢？伯克利分校和哈佛 大学都是很好的学校。后来，我就相信这个“运”，就是 说“时来运转”。“运”是不能强求的，“运”没有来的时候，强求也没用。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别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它是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力量在后面推动的，并不是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就是道德的“德”。道德是任何 时候都要“修”的，孔夫子讲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如果你不讲 “德”、不讲“学”的话，那是非常大的忧患了。无论 在什么意义上，我总感觉自己应做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费孝通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 一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望子成龙”，可是他希望孩子是个好人，不要是个坏人，这是生存在我们老百姓文化中的一个基因。

  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那时什么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我在乡下被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也能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使当时的我很着急，每天满山遍野地让猪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把那些猪养得还可以，不算肥，但是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吃得挺高兴，我也感觉很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在很困难的环境里，也要独善其身，竭尽全力，做个好人，所以老乡们都很喜欢我。当时我住的那一家，老大爷是个放羊的，他去放羊的时候，捡到一个核桃、几颗花生什么的都带回来给我吃。因为粮食不够，那时候的下放干部很多都得了浮肿病，可是我没有得。如果那时候因看不见前途就完全消沉，什么也不想干了，或者对老百姓很冷漠，对大家很抗拒，如果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就会觉得日子没法过下去。

  第四个字是“知”，知识的“知”。“知”是自己求的，就是说你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这一点，我觉得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猪，一边念念英文单词，没有把英语基础全丢掉。我原来是喜欢外国文学的，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小说。他写的革命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同时，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很奇怪， 一方面是那种特别进取的，比如我喜欢的俄国文学都是比较进取的，立志要为别人、为大众做一点事；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曲，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比方说我年轻时老爱背诵的那些元曲，“朝如青丝暮成 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之 类。这些知识对我以后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又运气好，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学科，这就使我有了从事比较文学的愿望，我特别喜欢这个学科，也看到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未可限量。所以这个“知”对人很重要，甚至会决定人的一生。如果你没有接触这个知识领域，没有看过相关的书，那就不可能向这方面发展，你这个人就会很闭塞，可供你选择的道路也会很少。所以，我很看重“知”这个字。

  第五个字是“行”。上面谈到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你的行为。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当你面临一个个关口的时候，你该怎么选择。人所面临的选择往往是纷繁的，也有很多偶然性。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这一步走慢了，或者走快了，你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我感觉自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关口，例如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领导真的很挽留我，告诉我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外学生工作，但我还是决定回北大。

  后来季羡林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写序的时候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可能中国失掉了一个女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这就是说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有时选择对了，有时选择错了。选择对了，运气不来也不行。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彭真市长调我去做秘书，我选择不去，但也由不得我！没想到一来二去，当时竟把我的档案弄丢了，我也不想去找，后来也就算了。这样，我还留在北大，这就是选择和命运的结合。

  人的个性可能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归根结底取决 于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读书更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在初中二年级读了《简·爱》，女主人公那种自尊自爱、自我奋斗，鄙弃世俗成见，忠实于自己的心的性格无形中成了我的榜样。

  高中时代，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罪与罚》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让我第一次关注到社会底层可怕的贫困、痛苦和绝望，并深感如果对这一切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那确是人生的奇耻大辱。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我有幸接触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职业革命家拉赫梅托夫和作者本人成了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成了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

  后来， 一连串的逆境，使我深深爱上了《庄子》。庄子辽阔豁达的胸怀使我有力量去漠视生活对我的不公，尤其是他的名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成了我在逆境中做人的准则。

  与此同时，《陶渊明集》则陶冶了我浮躁而尚不能脱俗的情怀。陶渊明对素朴的田园生活的吟味，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等都陪伴着我，使我在艰苦的农村里的生活中体验着大自然的诗意而逐渐心安。“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等诗句使我对农村的静夜和清晨都充满着喜悦。后来，甚至对生死等大问题似乎也都有所参透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一旦连生死都能听其自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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