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几点思考

  ［摘 要］坚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应在把握高等教育时代使命的基础上，从价值、目标、动力、路径、精神、资源六个维度全方位推进，科学定位高等教育价值理念和目标，通过构建动力机制、优化结构路径、培育大学精神、强化资源保障，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办学规模与质量协调推进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8年5月，习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再次深刻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代表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全局高度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

  “内涵式发展”是一种发展理念，带有很浓厚的哲学意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又是具体的、现实的发展的策略，必须落实落地，转化为高校工作的动力、思路和办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之际，我们应对此有新的思考与探索。

  “内涵式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念，是一个哲学概念，运用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具体场景中，又体现为具体的、现实的发展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许多地方纷纷办大学，高校数量迅速增加，但这一时期，高校学生规模增长缓慢、并未显著扩大，高校生均规模较小、规模效益也有待提高。

  为了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改革思路。1993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中明白准确地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此时，内涵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使现有学校达到合理的办学规模”，经过控制高校数量、扩大学生规模的方式，使高校“规模效益应有显著提升”。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数量保持基本稳定、且期间有所减少；而高校办学规模显著扩大，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的校生均规模已达万人，并出现了一些几万人的巨型大学。

  这一时期的“内涵式发展”明显提升了高校的规模效益，但随着学生规模逐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资源全面紧张。对此，有学者建议，中国高等教育应从“内涵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高校的数量迅速扩大，学生规模也保持较高增长，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目前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此后，教育部通过《关于全方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文件进一步落实。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内涵式发展慢慢的变成了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习也多次就此作出重要论述。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在整体规模和校均规模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内涵式发展”不再是追求传统的“规模效益”，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要理解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就要在把握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高等教育时代使命引领的基础上，以价值引领筑牢办学根基，以目标导向明晰发展思路，深入挖掘发展的内生动力，超越传统的数量和规模迭代，并通过强化精神支撑和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办学规模与质量协调推进的发展道路。

  习深刻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为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明确了根本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进步和文明进程的产物，大学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必须在反哺国家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得以体现；同时，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需求，也为大学的正确发展、持续发展提供了坐标航向和动力源泉。

  从世界范围看，大学与国家发展的契合程度，确实是影响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的条件。普林斯顿大学就将“为国家服务”作为校训。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全面参与了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工程，在服务重大科学技术战略中持续产出前沿尖端成果并迅速崛起、保持长期优势。斯坦福大学也是在服务国家战略目标中，凝练出原创性科学问题，开创前沿科学研究领域，并创立科学园区，形成了一流大学为区域经济服务、园区为一流大学提供支撑的新模式。

  当前，党和国家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高校作为原始创新的主渠道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一定要坚持面向“四个服务”，以“扎根中国，贡献国家”的价值导向引领办学治校，主动利用人才、科研、文化等方面的优势，站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线、最前沿，为国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理论问题、科技问题服务。

  要坚守这一价值基础，必须从始至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深化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确保正确办学政治方向。习强调，“办好我国高等教育，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要贯彻落实这一办学方针，一定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党管办学方向、管改革发展、管干部、管人才，加强党对办学治校各环节的全面领导。同时，要健全党的工作体系，发挥各级党组织、党口职能部门以及群团组织的作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能及时、有效地传导到高校，推动人才教育培训、科研攻关等工作自觉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融合。

  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进程中，高校既要充分的发挥好人才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也要紧密结合自己办学特色、学科优势等因素，才能慢慢地加强服务质量和效能。例如，研究型大学要立足学术前沿，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产出更多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培养胸怀天下的拔尖创新型人才，成为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应用型大学要通过深化校企合作、行业协作，主动对接企业、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增强支持生产服务一线的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现实和未来挑战的必备基础。作为重要的创新策源地，在新时代，助力国家创新水平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飞跃，是国家发展对大学最迫切的现实需求，也是我国高校必须奋力实现的核心目标。

  当前，世界科学技术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国家科技水平正加速迈向世界第一方阵，即将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突破。通过几代中国科技工作人员长期奋斗与积累，我们已有了独立自主实现原始创新的基础和能力。因此我国高校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开放，另一方面又必须更强调自力更生，强化进取精神、领跑精神，发挥制度优势，深入挖掘自主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在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建设上有新突破。要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创新。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加强对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学技术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同样要强调自主创新。进入新时代，中国的高校已经有条件、有实力、有自信，形成具有自己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学派”，构建起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界限，提出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要以一流学术涵育一流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研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人文艺术大师、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形成数个领域的学术高峰，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引领国际国内社会思想潮流。

  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源动力，学科的类型与特点决定了高校的办学质量和特色。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是学科体系中的两个主要分支，理论中的重大问题源于现实需求，而技术上的关键突破也植根于理论创新。有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高校才能慢慢地加强内涵式发展的内生动力。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互动日益紧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更加关联，形成了完整不可分割的创新链条。持续推进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协同发展，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如哈佛大学作为文理科的传统强校，于2007年成立了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标示着其在工科领域的重大布局。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世界上杰出的工科强校，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将理科提升至与工科的同等地位，并诞生多位诺奖得主，还于1947年成立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

  对于中国高校而言，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促进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协调发展、相互支撑，实现“双轮驱动”。世界科学技术竞争的关口已经前移到基础研究，国家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党和国家很看重基础研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论述中，就出现了三处“基础研究”。国家对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从2011年的411.8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118亿元，年均增长15.3%。2018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并由科技部等五部委联合制定工作方案，对加强基础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中国高校要紧跟国家科研政策导向，从资源投入、资助机制、文化氛围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继续保持对基础学科、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强化宽容自由、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更加体现鼓励瞄准重大学术问题前沿和自由探索的导向，鼓励关注间接的、长远的、隐性的价值，为孕育科学前沿的新突破营造良好学术生态，使得基础学科的优势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同时，高校也必须加快理论研究的应用延伸，将大学的价值体现在服务社会现实需要、推动解决重大实际问题上。要大力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进一步改革科研管理、组织与评价模式，加大团队整合、学科融合、资源集聚的力度，产出更多具有直接经济社会效益、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应用型科技和文化成果。

  要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协调发展，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还要把参与国家大科学工程建设作为重要方法。大科学设施是现代前沿科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必要条件，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很多科学领域的创新发展，不能离开大科学设施的支撑。在美国，许多顶尖大学都承担了联邦政府重大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劳伦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的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等，这些不仅成为大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平台，也为国家关键科技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我国的高水平大学要积极承担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中心、国家级智库等重要平台建设，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基础设施体系，为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平台。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首先要做到稳控规模。但内涵发展并不是完全不存在规模增长。一方面，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在顶尖人才、科研产出、资源规模等指标上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有追赶空间；另一方面，比照人口规模和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相当稀缺。所以，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高校的规模仍然、也需要保持增长。

  这种增长不同于传统路径中的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而是适度的、有机的。所谓适度，即规模增长要与资源的承受力相匹配，不能不顾实际地一味做加法，不能顶破资源约束和承载边界，过分透支学校未来的发展。比如，办学规模必须要考虑空间承载、教师力量、社会需求等约束条件，新增学科必须要考虑长远前景以及资源保障的持续性等。所谓有机，就是新的增长一定要考虑与存量的关系，是存量的生长延伸、拓展跨越，要与存量之间形成“化学反应”，促进存量的质量提升。如学科布局要考虑学校的学科历史传统、学科优势，不能盲目追逐热点、随意布局，更不能重复建设。

  “适度”“有机”的本质就是充分认识资源的稀缺性，通过科学配置，实现每一份资源产出效益最大化。这种配置不是静态的，而是要通过在结构和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平衡来实现。在结构维度上，要充分认识到“如何增长”比“增长多少”更重要，做到有进有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控制规模的同时，一直在优化结构，通过局部细节的优化和迭代，驱动整体质量的升级。在时间维度上，不能只关注眼下效益牺牲长远发展，在设计未来的增量时，一定要进行严格的规划论证，为未来预留资源和空间，实现当前与未来各个阶段的有序优化。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确立先进的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是一所大学崛起的必备前提。雅斯贝尔斯曾说：“重新确立大学的观念是首要的任务。”柏林大学被称为现代大学的开端，而奠定其历史地位的正是其坚持学术自由、促进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独特大学精神。哈佛大学早期发展较为缓慢，直到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大学化运动的推进，哈佛大学通过强调“服务”精神重塑办学理念，培养有利于公众利益的人才，逐渐开启了走向世界一流的进程。

  当前，从个人收入、硬件装备等方面，中国的研究型高校和国外相比，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甚至已经毫不逊色，这样一个时间段比的就是埋头苦干的奋斗精神。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历史的积淀。近代以来，在世界高等教育的舞台上，中国高校是后发者、追随者，而历经一百多年的积淀，在国家总实力的有力支持下，中国高校具备了成为同步者，甚至有可能、有条件成为引领者的历史机遇。在新时代，能不能把握机遇、实现赶超，就是要靠树立先进的办学理念，珍惜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弘扬潜心治学、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以文化“软实力”提升办学“硬质量”。

  要实现内涵式发展，就一定要遵循学术规律，发扬潜心治学的科学精神，葆有一份静气。因此，中国高校要把精力放在管根本、管长远的基础性工作上，始终保持强大定力，不跟风、不盲从，确立潜心学问、真理至上的精神追求和治学环境。

  在我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也是矢志不移的抱负和志向，任重而道远。只有树立追求卓越的精神，中国高校才能在发展中不断迈向新的里程碑。马克思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伟大的学术突破，从来不属于观望者、守成者，只有胸怀凌云之志、涵养高远之心，才能让学术之花在云端绽放，让智慧之光在顶峰闪耀。在新时代，中国高校必须确立追求卓越的价值取向和引领时代的奋进精神，引导师生将不懈攀登、勇攀高峰作为精神信条，推动学校发展更具内涵、更有核心竞争力。

  资源是高校发展的必要保障，资源汲取能力是大学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过去20多年里，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下，中国高校的办学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办学经费持续增长。但面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双一流”建设的任务，与位居世界前列的顶尖大学相比，我们在资源的汲取能力，特别是资源规模、投入的持续性等方面还有差距。

  在资源规模上，我国高校在资源总量和人均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比如，2018年哈佛大学的运营收入为52亿美元、斯坦福大学为68亿美元，而同期，北京大学的收入为17.2亿美元，清华大学为28.5亿美元，加之哈佛和斯坦福的办学规模远比北大和清华小，人均水平上的差距更大。

  在资源投入的持续性上，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较强的资源运营能力，资源的自给性、财务的稳健性要强于中国高校。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自我经营获得的资金占全部收入七成以上，均有数额庞大的捐赠基金，投资收益稳定。而中国高校的收入中财政拨款接近50%，是最主要最稳定的经费来源，另外的收入大多也与国家直接或间接投入相关，捐赠基金筹措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基金规模还是对学校财务的贡献上都与世界顶尖高校相差甚远。

  当前，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非常大。与此同时，在“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攻坚期，中国高校对各种资源特别是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因此要强化高校的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开拓意识，加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深入挖掘自身的人才、科研、文化等优势，增强汲取、转化资源的能力，多渠道为学校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同时，要落实中央“过紧日子”的要求，勤俭办学、厉行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一定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始终聚焦学校主责主业，瞄准重大战略发展趋势持续用力，不断的提高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